1929年2月11日，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登出一篇书评，讨论《老张的哲学》和《赵子曰》。作者知白认为，老舍的作品在情调，文笔，和结构方面，无一不好：讽刺，轻松，且也还紧凑。他同时觉得，作品也有遗憾，但并不多，如语言似即其一。他因而也得出一个结论：“老舍先生的白话没有旧小说的熟，可是也不生；只可惜虽‘轻松’，却不甚雋妙。”
知白即朱自清，他的文章是正式的老舍批评的第一篇。其时，老舍人在英国，看不到朱自清的意见。但是，对自己的问题，老舍亦非全然无知。《老张的哲学》脱稿之后，他即感到小说的情调或风格，还有调整余地。可是如何改，他却没有方向。第二部小说《赵子曰》写成那一年的九月，正巧胡适到伦敦来开会，老舍就写信请他指点自己的新作，“我的小说写得非常可笑，可是，是否由滑稽而入于‘讨厌’，我自己不知道。”
实际上，看出老舍语言不足者，非止朱自清一人。老舍在《我怎样写〈二马〉》里说，“我在‘老张’与《赵子曰》里往往把文言与白话夹裹在一处；文字不一致多少能帮助一些矛盾气，好使人发笑。涤洲是头一个指出这一个毛病，而且劝我不要这样讨巧”。“涤洲”即白涤洲，与罗常培和齐铁恨皆为老舍要好同学；他们追随蔡元培、黎锦熙和赵元任，是国语运动的干将。白涤洲劝他“要尽量将白话的美，提炼到文字中”，只是老舍不为所动：“我当时还不以为然，我写信给他，说我这是想把文言溶解在白话里，以提高白话，使白话成为雅俗共赏的东西。”他更倾向于认同沈兼士1918年提出的办法：“我以为可仿日本之例，于白话以渐参入文言，则白话能进步，因现在之白话，缺点太多。”
陈师曾《北京风俗》图册之玩鸟
从1928年至1929年，即作品在国内大受关注的这一年，老舍对自己的“艺术工具”，即写小说所用的语言，有了新的认识，文风也随之出现转变：新写的《二马》，“除了在文字上是没有多大成功的”。他很清楚，是自己同一时期的阅读，使自己的语言发生变化，从而促成新作文字上的成功。这个小说动手之前，他为自己的阅读第一次划定了范围：“开始读近代的英法小说”。
限定范围的阅读，给老舍带来两个发现：第一，简单语言的作用。其次，方言的力量。后一个发现，乃因哈代小说而来。老舍更由此认识到，求变须去文言，“不假其他材料的帮助……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”。哈代的方言，让老舍想起他自己的方言，地道的北京话。俗套而无聊的文言字辞，换成活泼的北京话语汇，或许也能走得通。他也想通了白涤洲的建议，说：“我自己的笔也逐渐的、日深一日的，去沾那活的、自然的、北平话的血汁，不想借用别人的文法来装饰自己了。”
老舍意识过来，“在文字方面就必须努力，作出一种简单的，有力的，可读的，而且美好的文章，才算本事”——这是一条新路。
陈师曾《北京风俗》图册之玩鸟、旱龙船、拉洋车页陈师曾《北京风俗》图册之拉洋车页
1950年，在《老舍选集》“自序”中，老舍说到他1936年创作的《骆驼祥子》在风格上的变化，与自己在用字方面的觉悟和努力有关。他坚信“溶解”方言于白话小说，既然必要，就须较真，“一字一声”不可随便。在“宣传纯正国语”方面，他扮演的角色是与众不同的，他知道“我的作品曾经先后在不同的地方被利用为‘官话’课本”。他藏着一个梦想：在规范的白话里，为自己“提炼”的北京话，挣得一席之地。
1964年，他在为金受申《北京话语汇》修订本所作序言中，继续探讨说：
在我写小说和剧本的时候，总难免用些自幼儿用惯了的北京方言中的语汇。在用这些语汇的时候，并非全无困难。有的听起来颇为悦耳，可是有音无字，不知应当怎么写下来；思索好久，只好放弃，心中怪不舒服。有的呢，原有古字，可是在北京人口中已经变了音，按音寻字，往往劳而无功。还有的呢，有音有字，可是写下来连我自己也不大明白它的意思与来历，闷闷不乐；是呀，自己用的字可连自己也讲不出道理来，多么别扭啊：原来，北京话的语汇中，有些是从满、蒙、回等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借过来的，我没有时间作研究工作，所以只能人云亦云，找不到根源，也就找不到解释。
这里有几个例子，都出自《骆驼祥子》，全是比较特别的北京土话语汇，可以看作是他上面说法的证明。
口头上说但写不出的，若是有音有字，用“考本字”的办法，即可找到正字。老舍说“好友顾石君先生供给了我许多北平口语中的字与词”。《骆驼祥子》中有几个，如“扷”“謯娽”“瀎泧”“（图1）”。有些正字寻自《说文解字》，不过在北京话的实际运用中，有很多俗写体。
有音有字的方言语汇，因原有古字在口头上语音变化而不可考的，容易给人误以为是有音无字的。人们碰到这类语汇，考本字无果，只好“造字”。老舍“造字”，有时会从生僻古字中找替代，他用的还是沈兼士的老办法：“宜求久废不用之字以补之”。《骆驼祥子》中的“飠掌”“飠央”和“米工”，即为如此所得。
如第十八章写祥子在毒花花的太阳下拉车，“本来不想再喝水，可是见了井不由的又过去灌了一气……喝完，他连连的打膈，水要往上飠央！”中的“飠央”，在字书中，义为饱。在1978年修改本作“饣央”，但到了《老舍文集》第三卷（1982）中又改作“漾”。“漾”有“液体满而溢出”义。至此“飠央”在后出的本子里彻底消失。
方言中有音无字的语汇，或曰“有音义无通行形体的字”，指“一些语源模糊，口头上说，但从未写下，或只在用的时候，勉强造一个不曾得到公认的字临时凑数的语汇”。在北京口语中能听到的此类语汇，赵元任和杨联陞为哈佛燕京学社编的《国语字典》里收了十四个，其中之一﹝‥se.（sê）.F command to a camel to crouch down.﹞，即《骆驼祥子》第三章里的“色”：
“色！色！色！”祥子叫骆驼们跪下；对于调动骆驼的口号，他只晓“色——”是表示跪下；他很得意的应用出来，特意叫村人们明白他并非是外行。
陈刚在《北京方言词典》中，说se的语源是蒙语（sohu），写作“噻”，其所举例句“骆驼骆驼噻噻”亦见张则之1932年编《北平歌谣》。此一歌谣在赵焕筠同年所编《春明儿歌集》中，又作“骆驼骆驼缩缩”。
除了“色”，第十一章“卖糖的小贩急于把应节的货物措出去，上气不接下气的喊叫，听着怪震心的”一句里的“措”，亦属有音无字语汇。齐如山《北京土话》将之写作“搓”：“搓，铲也，除也，收也。如院中有脏土须铲出去，则曰‘搓出去’。摊上卖落花生等物，亦曰‘搓一堆’。”
之前碰到要表达“措”的意思的时候，究竟该写哪个字，老舍并没有一定主见。他用过“推”，见《老张的哲学》：“王家是等着新娘赶散邪气，陈家是还有四个姑娘待嫁，推出一个是一个，越快越不嫌快。”他用过“铲”，见《柳家大院》：“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人来给小王提亲，十八岁的大姑娘，能洗能作，才要一百廿块钱的彩礼。老王更急了，好像立刻把二妞铲出去才痛快。”大多数情况下，老舍只是随便选用一个同音字，如“挫”“搓”和“撮”。
《骆驼祥子》也有一些方言字词，近于有音无字，但其义并不好讲。如第七章“颠算了七开八得，他觉得高妈的话有理”句里的“七开八得”（满语），同第九章“老头子棒之呢”句中的“棒”（满语），和“色”（蒙语）一样，都是溶于北京话中的外来语。
周作人曾将《骆驼祥子》视为与《红楼梦》《儿女英雄传》一脉的“不朽的杰作”：
中国用白话写小说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，由言文一致渐进而为纯净的语体……现代的小说意思尽管翻新，用语有可凭藉，仍向着这一路进行，至老舍出，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，故其著作正可与《红楼》、《儿女》相比，其情形正同，非是偶然也。
再后来，《骆驼祥子》英译本轰动美国。1945年10月，时已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在纽约演讲，特別提到了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，报道称他“很赞美这本小说，极劝美国人看这小说的英文本。”此时距离老舍1926年以《赵子曰》求教这位现代白话文学宗师，已快二十年。
应该说，论及老舍在提炼北京话并将之溶于现代白话方面的贡献，不管什么人，都无法不认同何容在《语言的创造者》里表达的见解：
语言先文字而存在，但是方言而成为国语，土语而成为雅言，是要经过文学上的运用才能成功的。英国语言的成熟有赖于乔塞，意大利语言的成熟有赖于但丁，中国语言的成熟有赖于施耐庵，曹雪芹，罗贯中，燕北散人，老残诸人，如果不避捧嫌，我们可以说老舍也是其中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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